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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太极图说》以太极代天虽异端初启，但周敦颐本身并无意否定《易传》的天道论述。

周公陈之，以比序己志，言己之忧民忧国，心亦然也。特别是先秦儒家，他们以致君尧舜、化民成俗为己任，最能够体现士人的这种因处在社会之中的便利所具有的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宽广视野与恢宏气概。

这也不奇怪，因为通经致用的旨趣决定了一切纯理论和纯知识的兴趣并不具备独立的价值，而新的时代问题也总是再度激起知识分子务为世用的现实诉求。前者是说辞谓文教，乃治教政令之具。孔颖达对前代经学之弊的批判，不仅是指向了经学知识在数量上的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学者莫可适从的学习困境，更是指向了经学在实践层面上的无所施用，乃至背离了儒学经世的原旨而沦为空疏之学。孔颖达《尚书正义·尧典》说圣不必独理，必须贤辅【14】，《尚书正义·召诰》说王者不独治，必当以臣助之【14】，《毛诗正义·公刘》也说君虽有德，不能独治【15】。爰自有唐，历史的切肤之痛与彼时的君臣一体都极大地调动了儒家以道自任的传统，并且带动士大夫心灵世界的开拓，由狭隘的君臣伦理指向了放眼天下的胸怀。

《五经正义》对经典的修辞和文术的重视，虽然还达不到后来宋儒的高度，但在经学史由断章比附、析字求义的解读转向据文求义的过程中，却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其体何为，是问其功用之意。注释： [1]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黄怀信等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9页。

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而《诗》、《书》、《礼》、《乐》并称，可能在春秋时代就已成为通例。[72] 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春秋繁露义证》，第40页。从八卦演变为六十四卦，象征着这一符号系统渐趋于精密化和复杂化。

[13]歌的方式在早期人类交往活动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通过声音和姿态来表达情感、交流思想与达致共识，形成或者维护一个文明体的共有规范、习俗和信仰。盖以郑君并注三书，后世盛行郑注，于是三书有三礼之名，非汉初之所有也。

后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后学三传通讲，而《左氏》唯传服义。举大者言，故曰《孝经》。

[70]另外，《春秋》作为比较晚近的文籍，很快就能够被经典化，进入到六经的序列里面，这是和孟子的大力推进及诠释有关系的：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焦循谓：《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语：《乐》以发和。曰《易》、《诗》、《书》、《礼》、《乐》，此五经之见于《白虎通》者。

汉初，有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作诂训，是为《鲁诗》。故《易象》、《春秋》，韩宣子适鲁始得见之，则诸国之教未必尽备六者。

郑康成《六艺论》云：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63]孔子之修《春秋》所依托的虽然是鲁国的史料，但源远流长的史述传统和各国的史记，均构成了《春秋》成书的大背景。

[36] 《焦循全集》，刘建臻整理，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第2077页。《百石卒史碑》云：孔子作《春秋》，制《孝经》。这一头一尾的两部经，为何迟迟没有与《诗》、《书》、《礼》、《乐》放在一起，对此，后人有多种解释。[23]《正义》引《尚书纬》曰：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易经》备明内圣之道，而外王赅焉。作为华夏文明思想之源的书写材料与众多文献，如涓涓细流，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区域逐渐地向某种统一性汇聚，经孔子集其大成，最终成为了经典化的六经系统。

六经的诞生，标志着轴心期中华文明之思想形态的清晰化和人文精神的确立，产生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盛之局和其后作为中国文化之主干形式的儒学。《书》之为训，尊贤伐罪。

孙复（992—1057）说：虞夏商周之治在于六经，舍六经而求虞夏商周之治，犹泳断湟污渎之中属望于海也，其可至哉？[2]所以，六经所记述的材料是我们进入华夏文明之源头的入路，也是我们探寻中国思想之发祥的门径。必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仪礼》。

从五经到十三经，所补入的数种，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因为内容重要、身份特殊，所以尽管晚出，但仍以传记或者诸子的本属升格入经，如《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等。[29]这一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易·乾文言》）的仪节与礼制，天经地义，已经上升到了哲学本体的高度。

（《滕文公下》）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可见这一类史籍在当时是极其普遍的，实为先周之发达的史官传统的接续与延展。《礼记·经解》亦引述孔子语温柔敦厚，《诗》教也。[6] 利科（Paul Ricoeur）将呈现意义的历史划分为三种：一是基础事件或即在时间的历史性，接近于所谓本然的历史或客观的历史。

[52] 《汉书》，第1711—1712页。[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3页。

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

[10]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元《十三经注疏》本，第1822页。[14]这种口头的交流和记忆，强化了人们之间共同的认知，在族群的历史上形成了深刻的印迹，得以代代流传。

《庄子》中合称六经，皆包括了《乐》。对于这些晚出的典籍，为什么能够和上古之六经放在一起，后人曾做过各式各样的分析。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81] 另外，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对于《孝经》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兹引如下： 六经之外，有《孝经》，亦称经。

到了武帝建元年间，置五经博士，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在《春秋》三《传》成为儒家的经典之后，《春秋》本经反而不能独立存在了，这样《春秋》便附传而得以流行，《春秋》经传也就一分为三了。

[13] 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4页。[77] 《汉书·匡张孔马传》，第3343页。

另一类是缘于文献的历史原因或者在解释活动中所出现的内容之拆解、交错、穿插、叠加等，从而形成了特殊的间架，不得不增列为经，如三礼、三传等。《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